摘要：本文基于A股和新三板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DID)检验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对农业和小微企业等所谓'弱势部门'的信贷资源产生了作用,从而实现政策的'普惠'效应。同时基于定向降准政策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基于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引入实证模型,进一步探讨了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普惠'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定向降准政策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和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源,发挥了普惠效应;其次,银行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时间维度的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的影响较为明显,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没有调节作用。

摘要：本文采用信息份额模型和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国债现货、国债期货和利率互换三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发现机制。信息份额模型表明,从整体来看利率互换相对于国债期货和国债现货都具有信息优势,而国债期货相对于国债现货具有信息优势。另外,国债期货的价格发现能力相对于另外两个市场都在随时间增强。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利率互换在价格发现中单向引领国债期货以及国债现货,国债期货单向引领国债现货。所有结果一致表明,利率互换和国债期货这两种利率衍生产品在引导中国利率市场价格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要：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此外,本文还利用路径分析法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进一步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摘要：既有文献较少从银行视角关注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银行更有能力解读年度风险信息,银行利益也更直接受到年报风险信息的影响,银行贷款利率更能体现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本文基于2008-2017年单笔银行贷款利率数据的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说明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更符合趋同观假说。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银行风险感知水平进而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即信息质量和风险是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影响银行贷款利率的不完全中介。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银行贷款利率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紧缩组、非国有企业组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组。本文首次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与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关系,有助于丰富风险信息披露文献和银行贷款文献。

摘要：本文以中国政府2002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所引发的外资自由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评估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外资进入不仅显著提高了创新程度,而且还有利于延长本土企业的创新持续时间。此外,我们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使用专利申请数衡量创新以及采用FDI溢出指标刻画外资进入程度之后依然稳健。最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外资进入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研发能力增强与融资约束程度降低是外资进入促进本土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研究为客观评估中国近年来引资政策的绩效提供了微观依据,同时对于如何有效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